坚持清正学风,反对学术腐败,加强高校生态建设

时间:2013-03-15 15:12:19 点击: 【字体: 收藏

                                                         公共管理学院 王雅莉

在国家坚持反腐倡廉的法规实施活动中,我们看到,一些腐败分子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广大人们群众拍手称快,充分展现了依法治国、使人们明确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的发展趋势。
然而,昔日有着独立学术精神、俗称为“清水衙门”的高等院校,目前也出现了许多学术腐败事件,产生了十分恶劣的不良影响。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索和探讨的公共管理热点问题。
我国高校学术腐败的一般表现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高校规模在不断扩大。在“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大好学术制度下,高校的学者本着以中华崛起为己任的爱国热情,致力于科学研究和教书育人的伟大事业。可是,江河奔涌,也使泥沙俱下。在中国目前的大学中,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的事件多起发生,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其主要表现是:
      1. 抄袭剽窃学术侵权。目前我国一些学术侵权现象触目惊心,如抄袭剽窃、强行署名、侵吞他人成果等。包括国家正在重点投资建设的985工程和211工程的高校,都出现了抄袭剽窃的丑闻。古往今来、国内国外,“文抄公”从来就是为士林所不齿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于贪官污吏、司法腐败等深恶痛绝,可能未感觉到学校的腐败问题。可是学术腐败的危害之烈并不亚于前者。因为学术事关文化、教育和科教兴国战略的成败,学者应该是社会的良知。可是目前愈来愈烈的抄袭剽窃行为,使我国的学术肌体受到严重侵蚀,中国学术共同体的尊严被严重败坏,高校的学术生态不断恶化。
      2. 高校学者等级“官本位化”。学校本是研究学问、传播知识、创新思想、培养人才的基地,但是目前各高校越来越衙门化。尽管有着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雄厚的学术成就,但是如果没有各种“长”衔,办事就要费劲;而尽管毫无研究和教学的特长,只要有了各种各样带“长”的头衔,办事就会顺利。受此影响,学者们再也坐不住了,不再安心于传道授业解惑,而是想方设法谋个一官半职。这使高校的学术生态逐渐恶化。在高校工作不是苦心钻研,凭自己的能力发展其学术思想,而是投机取巧、争走捷径。
       3. 学衔直接商品化和权学交易。具体的表现有:(1)部分研究生导师对所招收的研究生实行商品交易,交了钱就考得上,影响极坏;(2)部分高级公务员热衷于到名牌大学获取博士学位,名不副实,致使学位注水,学术异化;(2)部分高级公务员热衷于到名牌大学挂名院长、主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插手学术,严重败坏学术生态。
      4. 学术评价异化,形成学术腐败的温床。我国高校目前尚缺乏完善的学术评价机制:评价学者,不是看其学问,而是看其官位;评价学术水平,不是看其论著本身,而是看发表在何种级别的刊物上,其中尤其是盲目崇拜国外杂志。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指出的:高校把SCI作为评价学者的最主要指数,实则是名副其实的Stupid Chinese Idea,由此造成学术评价的异化。这种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所谓量化办法,也使得不计其数的垃圾文章充斥于世,许多高校的科研津贴就补给了这些垃圾文章,造成资金的浪费。
表现上述现象的最典型事件,就是最近发生的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教授师徒论文抄袭事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周叶中教授师徒著作抄袭事件,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李连达院士师徒系列论文抄袭事件。这是近年来有广泛代表性的发生在中国高等学校的三大恶性学术剽窃事件。它们的共同特点一是师徒联手作案,二是均发生在著名高校,三是主要责任人(或第一署名人)均系知名学者,四是事发后都由做徒弟的做替罪羊或牺牲品,五是同样作为抄袭者的师傅,既不认错,也不道歉,更不承担包括民事法律责任在内的任何责任,有的反倒升官、逍遥自在。
      美国两位资深记者威廉布?罗德、尼古拉斯?韦德在《背叛真理的人们——科学殿堂中的弄虚作假》一书中发现了如下一条规律:“每有一个大舞弊者被揭露出来,就会有一百多个类似的大舞弊者逍遥法外。而每发生一起大舞弊,就会有一千来起小舞弊得逞……每一起被揭露出来的大舞弊,代表了大约十万起隐藏在沼泽般的科学文献废纸中的大大小小的舞弊。”这种推断也完全适合于对中国相关状况的判断。
我国高校出现学术腐败的一般原因
       目前在我国学术界流行的伪注、数据作假、抄袭剽窃等行为以及粗制滥造、低水平重复等现象,兼具学术失范、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的特征。这与我们长期以来的学术研究规范和学术研究规范教育的缺失有关。
      第一, 缺乏对学术研究的规范教育和学术伦理教育。学术规范建设在我国经历了从讨论到共识和建设这三个阶段:(1)讨论阶段。大约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当时主要是北京地区的邓正来、梁治平、徐友渔、朱苏力、林毅夫、陈来、陈平原等中青年学者在《中国书评》等发起。到90年代末,《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等主流刊物介入,逐渐成为学界主流话语。(2)共识阶段。到本世纪初,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终于意识到学术规范建设的重要性,学界内外围绕学术规范达成共识,其标志就是2004年前后围绕学术规范建设出现的一系列成果——教育部颁发《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首都中青年学者学术规范论坛与全国高校学术规范建设论坛的举办、《学术规范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等专著的出版。(3)建设阶段。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的相关基本准则:“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应模范遵守学术道德”;“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应注重学术质量,反对粗制滥造和低水平重复,避免片面追求数量的倾向”;“学术成果的署名应实事求是。署名者应对该项成果承担相应的学术责任、道义责任和法律责任。”等一系列规定,各高校开始进行学术规范的建设。但是,相应的学术规范教育和学术伦理教育还十分缺乏,很多人还未认识到学术失范有可能造成学术不端,而学术不端就是学术腐败的开始。所以,没有认识到学术失范的危害性,也就没有进行学术伦理的教育。
      第二, 缺乏学科专业训练和研究生与学位教育的健全机制。我国高校的研究生教育,在扩招之后,由于师资力量和高校资金跟不上,往往是增高了师生比,很多研究生指导教师每年要带十名以上的学生。由于课题研究任务和教学任务繁忙,指导教师无暇对每一位研究生进行有针对性的系统的专业训练,使得研究生水平有所下降。当要完成毕业研究项目或写作毕业论文时,由于自己的专业知识不够用,就发生了抄袭等现象;同时,高校关于研究生学位教育制度存在很多问题,很多研究生不知学位法律,潜心努力者得不到有效支持,投机取巧者得不到批评。于是,各行其是,放任自流,研究生们就如同山坡上的青草,随意长;而导师只是在最后一个学期看看学生的学位论文,也不查重,也不批示。甚至有的学生全篇抄袭别人的著作,导师竟然也不知道。
      第三, 缺乏健全的成果发表机制。这既有成果发表载体的问题,也有作者单位要求的问题。从成果发表的载体来看,我国的学术期刊,都是由国家出版管理部门批准才能发行。由于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并不十分了解各学术领域的状况,所批准的刊物量往往低于发表论文的需求量,这就为各期刊部垄断经营创造了条件。一些刊物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只要交了版面费,再次的论文也可以发表,造成一些垃圾文章;从作者单位的要求来看,参评各种职称都要求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一些作者就不惜花费高价登载文章,已达到论文篇数的目的。于是,垃圾文章充斥许多刊物。
      第四, 缺乏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和科学评价制度。发达国家的学术评价制度是很严谨的。一位学者能够出版一本著作,要付出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努力,要发表一篇论文也是由编辑部提出意见改了又改。而我国,很少有编辑部能够对所投的文章提出修改意见,能够缴费的和被看好的文章就能够登出,不被看好的文章就直接枪毙。在争取各种项目课题立项时,拼命地打听评委,并事先联系保证其“投票”;各学科领域很少组织行内有共识的资深学者每年总结一下本学科的学术思想创新和需要研究的题目,并对一些创新观点做一个“大事记”,以公示于本领域。就是各省级政府资助的科研课题,也是交了稿就完事,很少有是否能应用于地方政府决策参考的评价。
      第五, 缺乏行之有效的学术惩戒机制。我国法律在规范学术行为方面还有局限,就像我们的法制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一样。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在内的相关法制建设,确实还与现实需求差距很大。切实防范和治理学术腐败,也确实需要加强法治力度。比如,应让知识产权观念深入人心,让知识产权为学术进步保驾护航,还要坚决把学术维权进行到底。更迫切的,从已有的案例看,目前法院在受理和审理与学术剽窃相关的案件时,还存在相当严重的司法不公正的问题。坚持清正学风,

反对学术腐败,加强高校生态建设反对学术腐败,同反对任何腐败一样,必须从制度调整和体制规范开始。
      首先,去除“官本位化”。杨玉圣教授主张,高校应实行政学分离的新机制,即在大学里做到副校长、副书记以上者,就一心一意地从政,全力以赴做好校务和党务工作,而不是“双肩挑”。因为正如德高望重的周光召院士已经指出的:搞科研工作和做官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价值观,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很难在一个人身上体现,一些有领导能力的人可以做官,但前提是为科研工作者好好服务。想搞科研究不要做官,想做官就不要搞科研。不然的话,只能是两败俱伤。目前我国的一些情形,似乎谁都可以搞科研,“全民搞学术”,“学术大跃进”,其实是很不正常的。伟大的官员未必是优秀的学者,正如优秀的学者未必是伟大的官员一样。无论官学不分,还是亦官亦学,都很难说是正常现象。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学者才可能有所作为,学术才可能有所进步。
      其次,高校领导一定要没有学术腐败。对于一些被曝光的大学校长、副校长存在的学术抄袭问题,教育部应顺乎民心公意,像周济部长业已认真表态过的那样,“发现一起,调查一起,处理一起,曝光一起。无论涉及什么人、什么事,都要态度坚决、一查到底,做到不护短、不姑息、不手软。”只有这样,才能取信于社会。在我国目前的大学体制下,大学副校长、校长已经是从厅级到副部级别不等的高级干部,按照现有的党纪国法和问责办法,对于这些顶风作案的有学术不端劣迹的副校长和校长,教育部有权力、有责任、也有义务采取果断的处置措施,如责令其引咎辞职或免职或撤职。更重要的是,这些大学副校长同时还是教授、博士生导师,其明目张胆的抄袭剽窃行为,既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规范(试行)》等法律法规,也违背了学术伦理、学术纪律,尤其是玷污了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身份,损害了中国学术共同体的尊严,因此,教育部在整治高校尤其是担任副校长、校长职务的大学教师严重存在的学术不端问题上,理应有所作为,把“零容忍”落到实处。
      第三,防范和纠正学术不端,需要正面引导和教育(特别是学术规范与学术伦理教育),要加强学术批评与反批评,建立健全的学术成果发表机制(特别是同行专家匿名评审制),建立健全学术惩戒机制。至于权学交易、钱学交易、程序不公等学术腐败现象,在现行体制下,尤其需要综合治理,重点打击,把学术反腐当作系统工程来抓。同时,应进一步加大学术惩处的力度。也许是由于“法不责众”的缘故,加之中国是根深蒂固的“人情社会”,因此无论是学术不端还是学术腐败,哪怕铁案如山,也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小、不了了之”。这也就不难理解,何以有那么多批评的作品却鲜有惩处。北京某大学党委书记甚至提出了“扬长护短”的所谓用人政策,无形中成为学术不端行为者的庇护伞。在学术界,“正不压邪”,已经不是偶然现象。鉴于中国高校主要是依靠国家财政拨款办学,出于对纳税人的负责立场,建议教育部把《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落到实处,切实加以贯彻实施。
最后,还要进一步加强舆论监督,推进学术批评。舆论监督是学术反腐的利器,要在学术问题上引入阳光机制。严肃认真地开展学术批评,特别是有影响的学术报刊要在维护学术生态方面有所作为。在教育界、学术界和全社会养成尊重学术、敬畏学术的良好风气,让学术回归学术。这是从文化土壤、学术氛围上解决问题的根本之计。学术的本质是探求真知,传播真理。因此,要提倡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按照学术的规律从事学术工作。同时,按照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来办大学,既不是把大学办成等级森严的“衙门”,也不是把大学搞成充满铜臭气的“公司”,更不能把大学办成“毁人不倦”的“养鸡场”。大学应该是圣洁的净土,学术应该是纯洁的,学者应该有独立性。学术共同体,作为一个学术社区、学术联邦,应该让社会感受到是可以寄托希望的一块净土。因此,学术界就是学术界,不是商界,也不是政界;学者就是学者,不是官员,也不是商人,从而使高校回归学人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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